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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彩禮問題是長期存在的，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及其相關解釋對彩禮問題進行了規定，在一定程度上統一了法院對彩禮糾紛案件的裁判標準，便利了審判工作。然而，由于規定過于簡略和原則性，引發了社會上的諸多質疑，無法滿足現實生活的需求，影響了社會的和諧。今天，我主要想告訴大家，要解決農村彩禮問題，首先需要搞清楚彩禮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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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農村彩禮的起源和現狀二、農村彩禮的起源和現狀三、農村彩禮的歷史由來及現狀四、農村彩禮的來歷和現狀五、農村彩禮的起源和目前情況六、關于農村彩禮的歷史由來和現狀

彩禮是一種古老的中國傳統婚俗，又稱財禮、聘禮、聘財等。在中國的農村地區，訂婚仍然被視為結婚的必要前置程序，而送彩禮則是訂婚的最重要環節之一。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繁瑣的婚禮程序已經被簡化，但在廣大農村地區，女方家收受彩禮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彩禮在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根深蒂固。

我國自古以來，婚姻的結合都伴隨著男方在婚約初步達成時向女方贈送聘金、聘禮的習俗。在公元前十一世紀的西周時期，確定了婚姻制度中為歷朝所沿襲的“六禮”，這也是“彩禮”習俗的來源?！傲Y”的具體步驟包括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和親迎。其中的“納征”指的是男方送給女方的聘財，類似于現在的“彩禮”。到了唐代，這個婚姻制度的核心變成了財物，女方通過接受男方的聘財來表示答應訂婚。這種婚姻形式一直延續到中華民國。然而，在1934年4月8日中央蘇區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中已明確廢除了聘金、聘禮和嫁妝。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年、1980年和2001年的《婚姻法》中，雖然沒有對婚約彩禮做出具體規定，但明確禁止了買賣婚姻和因婚姻索取財物等行為。

“彩禮”一詞不是法律術語，通常情況下人民法院會按照婚姻財產糾紛的法律程序來審理涉及到農村彩禮的案件。《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于2004年4月1日開始實行，這標志著在彩禮問題上我國實現了法律方面的進展，統一了處理彩禮糾紛案件的裁判標準，方便了法院的審判工作。然而，這也引發了許多社會質疑，帶來了新的社會不穩因素，影響到社會的和諧。如何在農村彩禮糾紛問題上“化干戈為玉帛”，成為基層法院面臨的新難題。

　　二、農村彩禮的性質

　　要解決農村彩禮糾紛問題，首先必須正確理解彩禮的本質。長期以來，彩禮的性質一直是學術界爭議的一個理論問題，也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題。但是，在學術界和司法界普遍認同的觀點是，彩禮的給付是基于婚姻締結的目的，而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往往是受到民俗和習慣的壓力。在彩禮的性質方面，有以贈與為主張、以契約為主張以及以不當得利為主張等不同觀點，其中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兩種：

有人認為，給予彩禮是為了結婚目的而附帶條件的贈與行為。贈予彩禮的一方想要和對方結婚，如果雙方成功結婚，那么這種贈予行為就有效并且彩禮歸受禮方所有。但是，如果雙方未能結婚，贈予行為因為附帶條件未達成而被認為無效，接受彩禮的一方就應該歸還彩禮。

顯然，這種觀點違背了我國婚姻法的婚姻自由原則和民法通則的善良風俗原則。

婚姻法一方面強調，婚姻關系應建立在感情基礎上，并且雙方都要自愿，禁止把經濟因素納入其中。如果我們接受在婚姻關系的建立過程中可以加入一些附加條件，這將使金錢成為婚姻關系中的重要因素，有可能徹底改變婚姻關系的基本特性。我國的法律并不認可婚約的法律效力，因此贈與彩禮并附加結婚條件違反了法律規定。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條規定，民事活動應該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也不能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支付彩禮屬于封建陳舊習俗，與社會主義道德觀念相悖，不是合適的良好習慣。按照民法通則的規定，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的行為被視為無效行為，應當被視為無效的民事法律行為。

另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在解除婚約后，收到彩禮的一方不退還彩禮，那就構成了不當得利。因為在我國，婚約沒有法律的認可和保護，所以雙方解除婚約后，收到彩禮的一方就沒有合法的依據占有彩禮。而給付彩禮的一方由于這樣受到了財產利益的損害，所以有權以對方構成不當得利的理由要求返還。

顯然，這個觀點錯誤地解釋了不當得利的法律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如果沒有合法依據而取得了不當利益，給他人造成了損失，就應該將取得的不當利益返還給受損失的人。不當得利的取得通常是在違背對方真實意圖的情況下進行，而支付彩禮一般是雙方真實意愿的行為?；诓划數美@得的財物，其所有權不會因為占有轉移而發生變化，而彩禮會因為雙方實際結婚，并隨著共同生活而導致所有權發生變化。如果將彩禮視為不當得利，那么不管雙方結婚之后取得方可能仍需要返還，這顯然與法律規定相矛盾。

筆者認為，彩禮可以根據其性質分為兩類：

婚約男女雙方在交往過程中，會贈送一些價值不大的物品，比如化妝品、小額禮金等。這些財產的所有權在贈與時就會轉移，贈與方不能因為婚約解除而要求對方返還。

　　其次，根據當地的風俗習慣，結婚雙方可以根據婚約來結婚，有時候甚至會給對方大量的現金或其他貴重物品，盡管有時并非出于自愿。因此，受贈方所獲得的財產只是一種事實上的占有，并不意味著所有權的轉移，在物權法上表現為用益物權。這種占有權可以根據所有者的意愿被取消，一旦占有權被取消，所有者可以根據返還占有物的要求權要求占有人返還。因此，法律上的彩禮指的就是這種財產。

當然，對于不屬于彩禮糾紛案件的情況，應根據具體情況進行不同對待。例如，對于以借訂婚為名進行買賣婚姻的財物，屬于非法所得，應該被追回；對于以訂婚為借口，以贈送對方財物作為手段玩弄異性的人，因為贈與方的目的是非法的，解除婚約時，對方要求返還財產的請求不應該被支持。對于以訂婚為名詐騙錢財的人，應該將被騙得的錢財退還給受害人，如果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應該追究刑事責任。

二、農村彩禮糾紛的具體表現形式

盡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條明確規定了三種情形下的返還彩禮的規則， 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民法院對農村彩禮案件的審判。但在司法實務中，仍存在許多問題困擾著司法審判部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確定訴訟主體

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是指以自己的名義就特定的民事爭議要求法院行使民事裁判權的人和相對人，可以從實體和程序上分為兩類。

在現實生活中，通常是由一方的家長或親戚通過婚姻介紹人來給付彩禮給另一方的家長或親戚。這涉及到了訴訟主體如何確定的問題。在《婚姻法解釋(二)》中規定的“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所涉及的“當事人”，到底是指實際參與的當事人，還是指程序角度上的當事人呢？對此，法律并沒有給出明確的規定。對于只涉及婚約雙方男女的實體關系而言，其婚前彩禮則可能是由一方家庭成員或親戚所支付。然而，這些支付方并非當事人，并不具備適格訴訟主體身份，這不僅對維護其合法權益不利，更對解決糾紛造成困難。目前，彩禮糾紛案件起訴到人民法院時，涉及的訴訟主體存在較大的不一致和爭議。有的案件僅涉及男女雙方本人，有些案件涉及男女雙方的父母，還有些案件涉及男女雙方及其父母。這種情況導致案件存在較大的爭議。

在小編看來，決定涉及彩禮糾紛案件的訴訟主體時，必須重點考慮彩禮的財產權歸屬問題。

由于訂婚的男女雙方通常在經濟上互相依賴，經濟條件相對較弱。贈與方所贈予的財產主要來自家庭共有財產，而受贈方除個人使用的物品外，也不完全是由個人支配而來。在實踐中確定訴訟主體的時候，可以遵循以下原則：如果彩禮的贈與只發生在婚約關系的男女本人之間，給付彩禮的人是用自己個人財產給的，接受彩禮的人也沒有用于家庭生活消費，那么彩禮就成為接受人的個人財產，訴訟主體就只列男女本人；反之，如果彩禮的贈與發生在婚約關系的男女之間，或者發生在雙方的父母、其他家庭成員之間，但是給付的是家庭共有財產，接受彩禮的方式是以家庭的方式出現的，那么訴訟主體就可以包括男女本人和雙方的家庭成員。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只有男方和女方作為訴訟主體，給付一方的權益很可能無法得到充分保護，甚至法院做出彩禮返還的判決也難以執行，往往不利于解決這類糾紛。

(二) 彩禮的定義和返還范圍

　　我國人口眾多，各地風俗習慣不同，彩禮在現實生活中呈現各種形式。只有明確定義法律上的彩禮范圍，明確返還彩禮的范圍，才能切實維護雙方的利益。然而，我國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釋并未對此做出明確規定。在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彩禮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關于贈與財物的問題。一方面，男女雙方在戀愛中會互贈一些定情物品、聘禮等，以表達愛意；另一方面，親人也會給新人贈送一些財物。通常來說，雙方的親屬都會給新人一些物品或現金作為饋贈；二是關于共同花費的問題。有時，收到彩禮后一方會拿出一部分用于共同開銷，如辦婚宴等。

在男女交往的過程中，雙方所交換的財物不能簡單地被視為彩禮。

贈與財物應該對待不同情況進行區分。如果是在日常交往中由單方或雙方互相贈送的小禮物或者價值不高的物品，沒有基于訂婚的前提，贈與方就不得要求返還，這些禮物不屬于法律規定的彩禮。但是，如果是基于訂婚，并且依據當地的風俗慣例，有時更是在未得到雙方自愿的情況下給對方大量現金或其他貴重物品，這些就屬于法律規定的彩禮范圍。這種情況通常是為了迎合結婚的要求。在涉及婚嫁彩禮的糾紛案件中，給予禮物的一方有權要求接受禮物的一方歸還?？梢愿鶕鲜鲈瓌t，確定親人贈與財物的受贈者。如果確定是給特定的人，就要根據個人財產來處理。但是如果是給兩個人的贈與，就要根據共有財產進行分割。如果完全拒絕認定或只認定為某一方所有，違反了公平原則。在共同花費的情況下，如果在返還彩禮時不將其減去，就有可能導致不公平的結果。

(三)證據責任的劃分和案件證明的標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的規定，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普通舉證規則。然而，與普通民事行為不同的是，彩禮贈與方無法要求對方提供收條等書面手續證明已經接受了彩禮。當涉及彩禮糾紛時，當事人的舉證變得更加困難，通常只能提供親友證言等證據，證明力度較弱。在實踐中，許多彩禮案件的證人通常都是婚姻介紹人，而這些婚姻介紹人又經常與其中一方有親屬關系。在發生爭端后，有些不愿意作證出庭，有的即使出庭作證，也難以保持客觀中立。這些情況將直接導致當事人對案件處理的不滿和給法官的調解帶來困難。

在彩禮糾紛過程中，如果將舉證責任倒置，比如讓應付彩禮的一方來證明雙方沒有共同生活，而不是由收受彩禮的一方來證明雙方有共同生活，那么證明難度將大大降低。只要收受彩禮的一方能證明雙方存在法律規定下的任何一種共同生活事實，就可以完成舉證責任，不會承擔敗訴的風險。同時，對于彩禮糾紛案件的證明標準，法律應明確規定要遵循高度可信性原則。只要當事人提供的證據足夠讓法官對案件的法律真實性產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他合理懷疑，那么該法律事實可以被認定為客觀真實。這樣更有利于應付彩禮的一方實現法律賦予其的返還彩禮請求權，也有利于降低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

毫無疑問，在司法實踐中，農村彩禮問題有很多值得探討的方面。例如，關于最高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中有關“同居生活”和“婚前給付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規定的界定，以及如何保護婦女權益和是否需要立法承認婚約的合法性等問題?？傊粋€法律制度的價值和大小取決于其性能以及一定主體的需求和滿足程度。因此，有必要加強對農村彩禮相關問題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滿足現實需求。